读书|陈思和:教育理想主义的一面风旗——读凌卫民的教育学专著《丰碑长存》

明年2025年是匡互生、丰子恺、夏丏尊等前辈创办的立达学园建校百年。松江区立达中学首任校长凌卫民先生写了一部研究、弘扬立达办学理想和精神传统的大书《丰碑长存》(由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我读这部书稿,首先吸引我的是书前的两篇序言,两位作序者都毕业于立达中学的前身——松江三中,他们对母校怀有深厚的感情,在恢复立达校名、重树立达理想的过程中,亲力亲为,作出了重要贡献。凌卫民先生是受命于松江区教育局的重托,在校长岗位上大刀阔斧进行教学改革,成功地将立达学园的办学理想与当下的中学教育实践结合起来,他不仅仅运用、开拓立达学园的品牌意识,更重要的是真诚地在实践中贯彻立达学园前贤们的教育理念,弘扬了当下中学教育领域最为可贵的教育理想主义。关于这一情况,两位作序者都非常了解,他们在书序中已经有了清晰的阐述并给予高度评价。我未读此书已经被这两篇序言所感动。如果没有松江区和区教育局的领导层面高瞻远瞩、认同并推行立达学园在中国教育实践中的经验,那么,凌校长也不可能拥有这么一个有声有色的工作平台;反过来,正因为凌校长具有崇高的教育理想和勇于实践的探索精神,才能够在当代教育领域开拓出这么一个果实累累的“试验田”,以此证明现代教育史上的立达学园,曾经是用五四新文化的理想精神贯彻教育事业的一面风旗;而现在的立达中学,在教育理想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依然是一面迎着时代罡风高高飘扬的旗帜,教育就是需要理想主义的照耀。
我与凌校长见面不多。记得还是在2009年,立达中学与巴金研究会、复旦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匡互生与立达学园教育思想研究报告座谈会”的前后一段时间里,我与他有过几次交流,我很赞赏凌校长这样的有理想有行动还有热情、敢作敢为的中学教育工作者,在他的工作中,我似乎看到了匡互生、陶行知、黄炎培等大教育家的高贵灵魂在当代复活。当然时代不一样,工作环境不一样,工作方式和呈现形式也不一样,然而,心里的那一团理想之火是不会熄灭的,因为他心目中的立达前贤们,不是抽象的、书本的、教条的,而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榜样。凌校长把他的这本论著取名为《丰碑长存》,就是含着向立达学园的前贤们致敬的意思。
我们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凌卫民校长是如何认真学习和领会匡互生与立达学园前贤们的教育思想,并且把他们未竟的教育事业看做是自己进行实践的起点,融会贯通地结合到自己的教育实践中去。他在书中详尽地论述了立达学园所实践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群育六大教育体系的融合理念,时时把当代中学教育的实验容纳进去,在实践中形成了跨越时代的高端对话。其实,这六大教育体系也是1949年以后新中国长期倡导、探索的主流教育思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倡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60年代探索中学生学工学农劳动,参加社会实践(劳育和群育);80年代以后又不断强调素质教育、通识教育和艺术教育(美育)。虽然人们在不同时代按照对教育的不同需求,强调了其中一个或者几个方面,但我们把这半个多世纪的教育实践道路综合起来考察,发现并没有超越这六大教育体系的范围。当年一个小小的私立中学里,几位醉心于教育理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教育实践中像农民培养园艺那样精心培养学生,他们在实践中培育出六大教育体系的思想种子,孕育了我们今天教育事业的伟大理想。凌校长在书里几次提到我在那次座谈会上说过的话,他说我曾强调立达学园提倡的教育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不过时,甚至可以这样说,立达学园的教育思想领先时代一百年。”当时我是即兴演讲,没有讲稿,我已经想不起当时为什么要这样说,但是这个意见,今天看来仍然是对的。

图源:视觉中国
座谈会是2009年举办的,现在又过去了15年,立达学园很快就要迎来百年校庆。100年的中国教育实践道路可以证实这一点,立达学园当年实践的六大教育体系一点也不过时,只不过人们在各个时代有不同的需求和偏执,往往是强调了一两个方面而疏忽了其他方面。譬如在我的中学时期,中学教育一直强调学工学农,不断组织学生去工厂和农村参加劳动,美其名曰:走进社会实践大课堂。这对于培养学生的劳动精神和社会合作精神、多接触社会,当然是有好处的,但当时主流的教育思想却因此而排斥知识教育,破坏了正常的德育教育,粗暴批判美育教育,那就是非常错误的;反之,现在流行的功利主义的教育,一味强调学生绩点、分数,把高考看作唯一的目标,智育美育也许是得到了重视,却忽视了正常的也是必要的劳动教育和社会服务精神的培养,那么,德育教育也一定会是空洞的、不完整的。所以我要说:立达学园的教育思想领先时代100年。同时也应该说:现在我们是到了全面地整合六大教育体系的时候了,以凌校长主持的立达中学为榜样,努力在实践中探索出一个六大教育体系融汇贯通的崭新的教育时代。
谈到立达学园的教育理想,就绕不过立达学园的主要创办人匡互生先生。前几年流行过几部描写五四运动的电视连续剧,对匡互生这个角色介绍不多,镜头也一晃而过,观众可能对他印象不深。这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大四学生,却是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卓越组织者和领导者,又是一个勇往直前的急先锋——火烧赵家楼,他是打头阵的人。五四事件过后,许多学生领袖都成了一时的明星,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都把这个光荣经历当作了进入庙堂的资本;唯有匡互生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离开了聒噪的知识界和政界,转向了民间社会,从事教育工作。他从小学教师做起,一直到创办立达学园,成为一个以实践著称的理想主义教育家。我想,五四运动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重要的一点,就是就在于理想主义的实践。五四的理想是改造国民意识,清理封建遗毒,改造旧中国,创造新中国。匡先生没有把自己当作了不起的社会名流去指点江山,他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教育事业,实实在在地在中国这样一块土地上进行理想主义的教育实践。我认同这样的人格力量,它体现了五四的精神原则。
关于这些想法,也不是当年我在座谈会上要表达的意思。我只是一个研究巴金思想与传记的学者,巴金先生与匡互生先生既是同志又是朋友,立达学园许多前贤也都是巴金先生的朋友,由此产生了许多亲切感和联想。我并没有认真研究匡互生的思想和事业,只是对他所选择的民间岗位的人生道路和实践精神,始终充满敬意。近年来,也许是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特征吧,每当新旧文化范式急剧更替,或者是社会心态普遍浮躁之时,或者是新媒体、多媒体、自媒体大显神通之际,自会有一批批新人蜂起,风云际会,通过某些社会热点事件而迅速成为网红,成为大咖,也可以成为明星式的学者、文人或者闻人,很快就会被媒体、被社会舆论所津津乐道,被捧得高高的,在那儿代表着的一种“高雅文化”。但我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浮躁的文化现象,而真正的大智大勇者,他是注定要离开这些名利场的。他会拒绝让那些聚光灯照到自己身上,他们会自觉跑到民众最需要的地方,默默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真正有意义的事业。匡先生就是这样认真实践过的一位先驱者。
我读了这本书,不仅完整地了解了匡互生先生的教育理想和立达学园在教育史上的重要贡献,也进一步了解了凌校长主持立达中学的光荣使命。凌校长不仅仅是一个研究匡互生和立达学园的学者,他更是一个坚守在岗位上的教育工作者。从凌校长的实践精神中,我忍不住回想到自己曾经走过的一段人生道路。在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初,还年轻的我与凌校长一样,心里满满地装着新文学前辈(鲁迅、胡风、贾植芳、巴金、匡互生、吴朗西等)的精神理想,天真地用理想主义指导自己从事的教育、编辑、出版、事功等实践。现在回想起那段时期的追求和实践,我的心里依然觉得有一团火在燃烧——有理想的人是幸福的人。